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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报告》第28期

来源: 时间:2018-10-19  稿件上传:咸宁党史网

 


 

鄂南秋收暴动研究


李 城 外

 

 

    【摘  要】19278月,中共鄂南特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部署,领导鄂南秋收暴动,打响了全国秋收暴动第一枪,建立了全国第一批县级红色政权,造就了包括开国元帅罗荣桓在内的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干部。通城、崇阳农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组织鄂南秋暴的领导人有的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有的参加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之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鄂南秋暴课题研究,对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关键词】 八七会议;鄂南秋收暴动;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咸宁新名片

 

发生于19278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的鄂南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在党的八七会议后,率先点燃了全国秋收暴动的烽火,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对它的关注度十分有限,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时隔90余年,我们重新走进那段尘封的血与火的岁月,对于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告慰领导和参加鄂南秋暴的革命先驱,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鄂南秋收暴动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87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1]

八七会议之后,全国秋收暴动风起云涌,但它为何发端于鄂南?主要原因在于:(一)明显的政治优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直接部署。据曾主持八七会议并临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和他曾在罗亦农家开会,一道部署湖北秋收暴动,并视为“这是我们党在这段时期最重大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工作”。[2]同时,中央于83就制定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大纲》,两天后湖北省委制定出《鄂南农民暴动计划》。随后,中央还通过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二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时过问湖北秋收暴动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两次赴鄂南部署暴动事宜,其活动经费还得到过苏联理事馆的支持。三是湖北各地基层党组织的积极配合。早在1925年初,鄂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通山县镇南中学成立。1926年夏秋,中共湖北省委选派大批干部到鄂南开展工作,迎接北伐军,随后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都成立了中共县委。到了19277月,党员人数激增,如蒲圻、通山各有500人,通城有240人,最少的县亦有20人,均成为发动鄂南秋收暴动的有力保障。[3](二)优越的地理位置。首先,当年鄂南铁路水路就十分便利,尤其是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仅百里之遥,可节省时间和空间,便于发号施令和组织行动。其次,鄂南地处幕阜山西麓,横亘鄂赣湘三省边界,是连接武汉与长沙的咽喉,加之境内九宫山、赤壁、汀泗桥地势十分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控制了这个区域便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时的情形,又以鄂南为佳,而鄂南区在政治上即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上断绝武长路的交通电邮,又可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的农民暴动。”[4](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生在19268月的北伐汀泗桥之战,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之役,不仅极大的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也助推了当地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据《湖北省总工会各县总工会会员统计》,嘉鱼有2212人,蒲圻928人,咸宁4802人,通山1044人,崇阳2000人,通城2000人。同时,蒲圻、通山、崇阳等地还纷纷成立农民协会,会员数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均为鄂南秋收暴动迅速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比较而言,全国如火如荼的秋收暴动之所以发端于鄂南,因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从已出版的湖北省、咸宁市及鄂南六县市区三级中共地方正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纵观鄂南秋暴发展的全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八月中下旬,揭竿而起,旗开得胜。

(一)崇阳农民革命军拉开鄂南秋收暴动序幕。1927年初,名为崇阳县团防局局长、实为中共崇阳特支军事部长的叶重开率部深入区乡,支持农会开展工作,镇压土豪、劣绅;5月,他又组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并担任队长。自8月起,鄂南特委根据省委安排,在群众基础好的县策划夺取县城、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4日凌晨,因叶重开所部与当地恶霸魏石峰民团在城隍庙不期而遇,引发激战,最终农民自卫军获胜,收缴了区乡民团的枪支40多支,队伍扩大到130人,并乘胜占领了县城。然而,反动势力不甘失败,企图反扑。几天以后,省农协特派罗荣桓等来到崇阳农军驻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经过形势分析,决定将崇阳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崇阳农民革命军,并推举罗荣桓为党代表,同时制定了下一步暴动行动方案。一周后,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长沈衡荪等人召开紧急会议,集中崇阳农民武装和区乡农协骨干筹划暴动,并在县城福音堂成立暴动委员会。14日,叶重开率领崇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在洪下提前打响鄂南暴动的第一枪,成功袭击地主武装,缴获粮船一艘,大米40余包,步枪5支,歼敌10余人。但由于洪下暴动的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部的围剿,为摆脱敌人,18日,叶重开率部离开崇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合,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

(二)通城县劳农政府在“八二〇暴动”中闪亮登场。罗荣桓一行到达通城后,马上与中共地下党员、通城县长王武扬取得联系,召开秘密会议,并成立了暴动委员会,部署暴动计划,达成了里应外合的共识。820日上午,由叶重开带领的10余名“团丁”押着由农民自卫军装扮的“共匪”,骗取驻守县城的五区团防局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的罗荣桓指挥下的农军配合,然后直捣县衙,缴获民团枪支1000余支,子弹几十担。当天下午召开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罗荣桓、王武扬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总指挥,下设通城、崇阳两个大队,肖力和叶重开分别担任大队长。会后,立即处决了反动民团团长刘秀波。821,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的指示,组织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朱春山任主席。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十三军及反动民团组织力量向通城反扑。为了保存实力,94,罗荣桓、王武扬率通城、崇阳农军500余人,携带武器向江西修水县转移,途经通城麦市宿营时,受到追兵夹击,部队被打散,突围所剩100余人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起义。——64年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此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警卫团,在这支军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和武装,共计约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师”。[5]19631219,朱德元帅作七绝《吊罗荣桓同志》亦称道:“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

(三)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上演精彩红色剧目。19278月下旬,中共通山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将通山农民自卫军改编为通山农民革命军,李良材任党代表,夏桂林、叶金波分别担任正副指挥。三人抓住通山驻军陈维汉部调走的大好时机,令全县各地农军提前暴动,占领四乡集镇,准备夺取县城。28日至29日,各区乡捷报频传,次日,东南、西、北三面合围县城,大局已定。县委书记李良材以同乡名义给守城的何雄飞县长写信,劝降成功,警备队被缴械,县长及僚属被拘押。下午,各地农民召开会议,分片酝酿,推选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31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夏桂林、叶金波分别当选正副委员长,下设军事部、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红色县政府成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办了十件实事:1.严守四境,防止反动派对新生革命政权的破坏,维护境内社会秩序,使通山成为鄂南全面暴动的战略后方;2.建立区乡政府,摧毁反动统治。从农民革命军中抽调骨干分赴全县各区乡(镇),惩处土豪山霸,恢复农协组织,由农协行使区乡政府权力;3.申张正义,严惩邪恶。各区乡严惩了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治安党”反动头目与坏分子。4.劫富济贫,筹集军需。责令豪绅巨富交粮交租,除解决贫困群众生活困难外,还积谷,筹金,以备战斗之需;5.抗租抗债。组织民众清算土豪劣绅财产,取消高利贷,烧毁豪绅地主的账簿、账本、借据与契约;6.没收土地,还田于民。各区乡将没收的大土豪劣绅与一部分由土豪劣绅所控制的公会土地,分给无田或缺少田地的农民耕种;7.扩军备战,集中培训。组织动员千余名青壮年参加农民革命军,并进行整编、训练。8.广泛宣传,恢复群团。组织文化干部深入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并帮助区乡恢复共青团、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9.惩办首恶,以儆效尤。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敌县长何雄飞等人,并将何及其心腹处以极刑;10.组织农军,出征咸宁。

综上所述,鄂南南三县的秋收暴动均发生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一个月内,通城、通山还先后建立了县级红色政权,可谓在全国范围内领风气之先,是既不应该也毫无理由在党的历史上被省略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鄂南秋暴酝酿和发动始于19277月,早于八七会议。19271221,罗亦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中指出:“秋收暴动,省委在7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7月底至910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了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六区,各区都成立特别委员会。”[6]实属难能可贵,可圈可点。

第二阶段,九月上旬至十月下旬,从高潮走向低谷。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派符向一主持鄂南特委工作,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特委还派出党员干部到鄂南各县指导工作。8月底、9月初,中共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两次赴鄂南部署暴动。98,鄂南特委委员黄赤光指挥组织农军,在粤汉铁路蒲圻中伙铺劫获敌运送弹药辎重的列车,缴获全部弹药饷银。99,嘉鱼县吕金城等指挥下,成功举行“米埠暴动”。910,咸宁农军由吴光浩率领,向汀泗桥挺进。同时,通山农军一团在夏桂林、陈叔卿的率领下,奔赴咸宁柏墩,于913与咸宁农军一起攻下马桥,并成立咸通农民军军事委员会,刘镇一任主席。

    鄂南暴动前期颇为顺利。但是,910,在蒲圻发生“新店事变”。蒲圻农民革命军共辖5个纵队,由漆昌元任总指挥。蒲圻农民革命军内有一支由土匪武装改编的“人民自卫军”,团长刘步一将敌十三军令其谋杀省党部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的信转交给漆,以示诚意,取得了特委的信任。特委将精锐力量集中到新店,与“人民自卫军”汇合,不料漆昌元、王钟等人反被刘杀害,带去的部队全部被缴械。次日,特委率部队到新店,遭刘部袭击,农军战士牺牲10余人,各县县委机关被打散,给鄂南暴动造成很大损失和困难。面对危局,鄂南特委领导依靠群众,迎难勇进,很快又动员数万人投入暴动。仅蒲圻就组织了2万多农民围攻县城,将敌人围困。在咸宁,咸通农军一路取胜,兵围县城。912,蒲圻县委和暴动委员会在石坑渡还建立了蒲圻县工农革命政府。[7]但由于各县与特委失去联系,各自为战,而敌人便趁机对各地农军进行包围,农军失利。值得一提的是,通山县委得知各县暴动失败,敌人将重点围攻通山,又不能及时联系上特委,遂于1013将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机关和农军主动撤出县城,转移到南部的消水山、沉水山、九宫山一带坚持斗争。到年底,通山在东部和南部恢复了1000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

由此可以看出,鄂南秋收暴动第二阶段以“中伙铺劫车”为起点,提前引发鄂南全境暴动。随后又以“新店事变”为转折陷入低谷,共产党人的斗争由公开转入隐蔽。——由于篇幅所限,加之《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对这一段经过已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为期40余天的鄂南秋收暴动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各县党组织不健全,暴动准备不足,仓促上阵;二是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又没有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三是没有抓紧政治宣传,对加强武装力量的认识不足,在突发事件面前束手无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局限性是难免的,加之鄂南秋暴尚未产生一呼百应的领导者,也是暴动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鄂南秋收暴动之若干史证和党史大家的评述

 

长期以来,鄂南秋收暴动并没有引起中共党史界应有的重视,如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正史着作或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这恐怕是先入为主、条条框框为辅所致。我们且看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三章“掀起革命风暴”中第一节“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篇幅不小,却并未提及鄂南秋收暴动,只是浓墨重彩地提到“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自然忽略了在鄂南秋暴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再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更是对鄂南秋暴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只字未提,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我们不妨以历史文献等为依据,旁证鄂南秋暴的史实,以期引起权威部门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下面,且先以国内外党史界和史学界三部案头书为例:

  一、《中共中央文献选集》。1.早在1927613,《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称:“现在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嘉鱼杀死农民三十余人,咸宁、武昌均杀死五十余人……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8]2.《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1927.7.20)又云:“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办法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9]3.《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1927.7.24)亦称:“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4.《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10.24):“只要看看九月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圻、公安、石首、松店、江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10]

二、《湖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1.《湖北省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概况》(1927.10):“八月底我们夺取了通山,于九月九日枪杀首次逮捕的官员,交通中断了,派出的许多小组去枪杀豪绅(枪杀一百多个),于九月十日派出农民军去帮助咸宁的工作”[11]2.《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10):“同日(九月二日)之报告,又称:(一)通城已取得政权,县长表现很好”[12];“通山工作经过:通山于八月尾由县委与县长以同乡关系说明政治概况,该县长将政权让出,同时即将该县长幽禁,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鄂南工作,为湖北各区之冠。……通山在我们手中的时期很长。” [13] 3.湖北省委《鄂南农民暴动计划》:“鄂南农民暴动的区域为蒲圻、咸宁、通城、崇阳、通山、嘉鱼、武昌(城与郊不在内)七县。”“暴动先取蒲圻、咸宁,……最后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14]4.《最近政治、军事状况报告》(1927.11):“八月底,湖北南边通城县的农民便暴动起来,不久,暴动发展到通山、崇阳两县,这些暴动的农民军汇合住邻县蒲圻、咸宁的农民于九月十九日(原注:原文如此,日期似为八日)袭击由武昌到长沙的火车,进攻咸宁县城。至今武汉政府的军队不能消灭这种暴动势力。通城、通山、崇阳(引者按:此二字恐系笔误)的县政府在农民之手,蒲圻、咸宁的四乡也在农民之手。农民自己选出会议代表,成立县乡政权;他们组织并扩大农民军;他们消灭土豪劣绅,他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且分配土地。……”[15]5.《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全省总暴动计划》(1927.12.31)仍将鄂南区的蒲圻、咸宁、通山、崇阳四县列入全省农村暴动的重要区域的县份。[16]   

三、《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海外权威的史学着作影响甚大,其中有两处提及鄂南起义。其一,第四章“1927年至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1927年的起义”云:“‘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右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17]其二,第十一章“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中“秋收起义”云,“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省发动广泛的秋收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域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部分,……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义过早开始了,起义者抢了一列火车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因为这是一场革命运动,特别委员会被迫于9月12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转移到一个市镇——新店,……经过不到十天的到处骚乱和杀戮,鄂南的起义最终失败。”[18]

此外,相关档案文献和报纸亦可佐证。一是中共六大文件。1928624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湖北代表发言指出:“八七会议后的秋收暴动……尤在鄂南方面,农民十多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占据粤汉路和咸宁、通山等处,杀反动派,杀土豪劣绅……。”[19]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也说:“自然在革命失败后,我们受了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也曾进行了不少英勇的革命反抗……在农村斗争,我们党也领导了94处,广东不在内,参加群众有40万,以湖北为多”[20]。二是国民党报纸。1.仅《汉口民国日报》有关报道多达二十余篇。例如:①192791:《通山人民呈请剿除共产余孽》:“属县人民处此水深火热之中,除稍有知识分子畏威潜逃、小资产阶级没收无遗外,其余稍有反抗即遭诛戮,稍有怨言,便被拘捕,兄弟流亡,妻子离散,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为此泣叩钧部台前,吁恳迅以派兵往剿铲除此万恶之共产党徒……”②1927922:“通山巨匪夏桂林于寒日占领县城,将通山县长及股长、司法委员会,茶税、烟酒、硫磺、电报、公安局各局局长,概行残害,最惨于县长身中八枪、电报局长身中三枪,始行殒命……”③1927926:《咸宁蒲圻共匪实情》:“咸、蒲、崇、通四县之工农协会暨大多数农民及学生会之少数人组织,称农民革命军鄂南军。”④1927928:“通城匪首提名:昨据通城间谍回报,以该县共匪重要伪职人员披露如下:共产总指挥王武扬,安徽祁门人,前通城县长……”。三是地方档案,如,《呈请湖北省政府方令饬通城县司法公署严办共犯王文安案由》:(民国187月续楚珩)陈述:“民16年与共党赵世当等勾结湖南平江、江西修水、湖北崇阳等县共匪,在通城县组织劳农政府,经前13军陈公嘉右部下击溃。”又如,湖北省民政厅编辑《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八月三十日,革命军占领通山县城建立了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夏桂林任委员长。”等等。

正因为如此,湖北省和咸宁市党史界的专家学者均以“鄂南秋暴”发生在本土为骄傲,在正史中秉笔直书。《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第五章辟专章“以鄂南为中心的鄂东南秋收暴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开端”;[21]《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第八章第三节专门叙述“以鄂南为中心的全省秋收起义”[22];而《中国共产党在湖北90年》(1921-2011)第三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更是不吝笔墨,客观地叙述评价道:“湖北是全国发动工农武装较早,规模较大,成绩较丰硕的省份之一”,其中例举了第一阶段“发动鄂南为中心的全省秋收起义”,“8月下旬,鄂南崇阳、通城、通山等条件成熟的县率先发动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拉开了鄂南秋收起义的序幕。”[23]可以说,如果党史不提鄂南秋收暴动,全国的秋暴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从事鄂南秋收暴动的研究,近些年来,各地学者纷纷撰文一探究竟,通山、通城和咸宁市还先后召开相关研讨会。尤其是蜚声海内外的着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和石仲泉宝刀未老,为此大声疾呼。例如,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石仲泉多次亲临鄂南实地考察,并陆续发表专文。如20077月中旬,通山县举办纪念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石仲泉作了题为《通山红色政权与湖北革命党史》的学术报告,其中高度评价通山暴动的历史功绩,并指出:“对于鄂南暴动和鄂南红色政权,是否可以讲这么几点:第一,这是当年秋收起义最早的烽火,……中共中央将两湖作为全国秋收暴动的中心……八七会议后,省委决定以通城、崇阳、通山鄂南三县为湖北秋收暴动的重点。第二,通过目前已考证核实的档案文献看,通山秋收暴动建立的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全国县级红色政权……在县城存在了近一个半月,尽管时间短暂,但毕竟是划破黑夜天寥的明亮流星。第三,鄂南秋暴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为掀起湖北全省革命风暴,建立起拥有‘3+1’(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部分部队)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五个苏区(即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鄂豫陕边)奠定了根基。”[24]与此同时,通城县也举行了纪念罗荣桓领导通城秋暴暨通城县劳农政府诞生80周年座谈会,应邀参会的石仲泉亦欣然题词:“鄂南秋暴点燃全国秋暴烽火。”同年10月,石仲泉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天地》上发表文章,将通山、通城两个红色政权并称第一。20109月,石仲泉出席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并作学术报告,题为《湘鄂赣苏区的历史地位与苏区精神》,再次肯定地说:“作为开辟湘鄂赣苏区前奏的鄂南三县起义,可以说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奏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革命交响乐的第一串音符”,“……湖北通山县委党史办公室通过多方查找档案文献资料,了解到在通山秋收起义后建立的通山工农政府委员会,是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全国县级红色政权。……此外,通城起义也成立了‘劳农政府’,这两县都是秋收起义后在全国建立最早的一批县级红色政权。”[25]201712月,石仲泉还特地为祝贺《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出版题词:“湖北省咸宁市委高度重视鄂南秋收暴动暨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意义重大,党史研究室事业心强,埋头苦干,取得初步成效。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可谓勉励有加,语重心长。

与此同时,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在京听取了鄂南秋收暴动研究工作的汇报,表示支持和鼓励,并在《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上撰文,其中第一部分“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挫折”中指出:“鄂南暴动是在省委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更被看作湖北秋收暴动重点中的重点”,“省委对鄂南暴动一向极为重视……8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根据秋收暴动计划,派吴德峰、符向一、黄赤光等前往鄂南,在蒲圻成立鄂南特委,吴德峰任书记。8月底,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亲赴鄂南,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准备十日内举行暴动……”(《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一场轰轰烈烈的鄂南暴动仿佛就要开始了。”——党史界泰斗对鄂南秋暴研究高度重视,亦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垫了底,鼓了劲。

 

三、鄂南秋收暴动的影响和意义

 

鄂南秋收暴动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发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谱写了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艰辛奋斗的壮丽史诗,在中国革命史上应占一席之地。九十余年后回头看,它的影响仍是深远的,意义仍是重大的。

第一,为建立全国第一批县级红色政权开了先河。在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时期,参加鄂南秋暴的仁人志士们揭竿而起,敢为人先,建立了通城县劳农政府和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为党的八七会议后建立的全国第一批县级红色政权。这是鄂南秋暴对全国秋暴的最重要贡献。如果说,井冈山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秋收暴动时间最早的咸宁则可称为“红色襁褓”。

第二,为中共早期组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锻造了骨干。参与和领导鄂南秋收暴动的共产党人当年都十分年轻,既有干劲又有闯劲,为了信仰不怕流血牺牲。经过鄂南秋暴的洗礼,更是增长了才干。曾参加鄂南秋收暴动的吴光浩、刘镇一等人,不久成为黄麻起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为黄麻起义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便是明证。

第三,为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队伍充实了力量。毛泽东词《西江月·秋收起义》有云:“军叫工农武装,旗号镰刀斧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鄂南秋收暴动有力的配合了湘赣秋收起义。崇阳、通城两县农军合并后,罗荣桓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率领这支队伍开赴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罗荣桓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其军事生涯的起点,无疑当属鄂南。

第四,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提供了最早的实践。鄂南秋暴的领导者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了“上山”和创建红色区域的实践,成为中共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借鉴。通城、崇阳、通山等鄂南各县暴动展开后,其他片区许多县也陆续暴动。至1928年,后来成为鄂豫皖、湘鄂西和湘鄂赣三大革命根据地的各县都有农民武装,坚持进行游击战争。

第五,为开辟红色根据地打下一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鄂南秋收暴动的示范作用波及两湖地区,推动了两湖连接暴动和以此为中心的全国秋暴蓬勃开展,受到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的肯定。鄂西鄂中各县的农民步鄂南后尘揭竿而起,鄂北鄂东等县的不少农民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参加鄂南秋暴的领导人还参与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之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莫大焉。

 

四、如何将鄂南秋收暴动打造成咸宁新名片的思考

 

“遥思昔日燃烽火,秋暴威威势正酣。南鄂这边红一角,纵观党史我为先。”还原鄂南秋收暴动这段历史真相,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挑战重大。在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进一步高度重视和宣传这段历史,将它打造成咸宁的一张新名片,值得各级领导和党史工作者深思。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开展鄂南秋暴研究,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教育的有效抓手,是帮助青少年牢固树立正确“三观”的有效途径。革命先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更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之一。打造这一红色品牌,提炼咸宁精神之魂,既有利于彰显咸宁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又有利于提高咸宁在全国及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是成立专门机构。党委政府成立有关课题组,汇聚党史、档案、高校和党校等有关部门专家,打“组合拳”;制定的长短期研究规划,积极申报、充分利用国家、省社科基金及高校专项课题基金,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如通过举办《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9月版)出版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京城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交流,多出成果,争取上级部门更多的认可。

三是大力宣传造势。以鄂南秋收暴动及红色政权研究为主线,通过征集文物档案资料、出版史料汇编、刊发宣传文章、主办红色展览、创作文艺作品(如电视连续剧)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并结合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精心提炼“鄂南秋暴精神”,从中汲取负重争先的力量。通过不断注入红色基因,让咸宁人熟悉这段历史,外地人了解这段历史,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关注和研究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四是筹划硬件建设。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上下联动,多方参与。旅游、民政等相关单位要加强合作,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在扎实开展课题研究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成果转化,积极筹划有关秋收暴动遗址修复;继续整合鄂南秋收暴动等红色景点,建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党史培训基地;提前谋划鄂南秋收暴动纪念馆的建设,为打造旅游新城增加新的红色景点。

 

 

20189月上旬初稿,中旬修改于牛津大学,

下旬定稿于向阳轩

 

 

    (本文系2018年度湖北省思想库课题,立项号HBSXK 2018110作者系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咸宁市鄂南秋收暴动课题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3]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141-142页。

[4]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132-133页。

[5]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6] 罗亦农:《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395页。

[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9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187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11]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291页。

[12]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148页。

[13]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164-166页。

[14]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49-51页。

[15]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329页。

[16]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第459页。

[17]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18]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8-670页。

[19] 《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29页。

[2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01页。

[21] 《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27页。

[22]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6页。

[23] 《中国共产党在湖北90年》(1921-201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6页。

[24] 《我观党史》二卷,石仲泉着,济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6页。

[25]石仲泉:《我观党史四集》(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1页。